也正是这句话让曹国俊在2001年之后又继续勉强维持了辽宁队两年。如果说1999年夺得甲A亚军让曹国俊看到了辽宁队身上的价值，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足球老板进入足球圈之后，曹国俊发现，自己在辽足身上获得的表面价值仅仅能够维系球队的生存与发展，辽宁队有知名度不假、辽宁队能够靠自己的三个字拉来巨额的冠名费，但是辽宁队、辽宁足球给自己带不来什么。
“力帆可以卖摩托、华晨可以卖汽车、实德金德可以卖铝材，甚至连吉利都可以卖汽车。我呢，我卖什么？我让辽宁的老百姓到北京买房子？我的房地产主要在北京，所以我的市场不可能面向辽宁。”多少年后，曹国俊依旧这样分析。
其实精明的曹国俊不是没有向组织靠拢过，但是没有成功。崔大林不可能给曹国俊带来地皮、也不可能带来其他诸如张曙光至今仍在苦苦追求的免税、返税等政策。不仅如此，曹国俊在辽宁银行贷款的每一分利息都不能少。在这一点上，曾经有手下人替曹国俊不平，看看××俱乐部，花的根本就是银行的钱，我们啥时候有这待遇。
后来，曹国俊自己也看透了。“省里不可能扶持你一个足球俱乐部，因为这里不止你一家球队，因为还有那么多下岗工人等着支持呢。”于是，曹国俊后来慢慢揣摩出一个道理，职业足球已经不能依托在一个省里，必须有自己的城市作为依托，这才能从中挖掘到背后的潜价值。于是，2002年底曹国俊把球队带到了他房地产的主战场北京。
他没利用上潜价值
却充分利用市场规则
如果辽足现在依然在北京打主场，我现在肯定还在这个圈子里，这是毫无疑问的。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假设，曹国俊十分干脆地回答。
曹国俊认为，2002年自己将辽宁队拉到了北京，实际已经开始打下一片市场，开始利用足球的潜在价值。在辽宁，不要说企业接手辽宁队，连冠名费都已经掏不出来了，你指望不上政府、指望不上地方企业，没办法如果想要继续开发辽足身上的潜价值，我只有远走他乡。我只知道，在辽宁队主场来了北京之后，北京市政府非常配合、北京市企业非常有热情，我想他们看中辽足的是与北京国安一样的内在价值。
可是，让曹国俊彻底感到寒心的是当自己终于把辽足拉到了北京的时候，组织上的一句话让辽足无条件地返回了故土，留给曹国俊的只有赔款。“如果没有那一大堆赔款，可能国俊最后还能把辽足卖点钱，实际最后基本就是等于卸下这个大包袱。”一位曹国俊身边的密切人士如是说。
当年留住曹国俊的崔大林又把辽宁队从北京拉了回来，可是在拉回来之后，崔大林这位辽宁体育史最优秀的掌门离开了成名之地，独自前往了京城。“连崔局都走了，我就没有什么必要再硬撑下去了，事情基本也已经差不多了。好在我没让辽足折在我手里，我至少还留给他们一个甲A，还有李金羽(转会费归张海)、肇俊哲、王亮等一大批球员。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辽足一切都没有了会是一个什么景象。”曹国俊说这番话时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有人说，在辽宁，可能谁也甭想像实德、金德利用好足球的潜价值，这是特定的背景决定。但是曹国俊却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辽足自身的表面价值。辽宁队与其他球队相比惟一不缺少的就是人才。于是，曹国俊可以卖人。正因为如此，经营辽足数载，曹国俊也因此背上了“卖人”的骂名。
“我认为卖人是市场行为，我没有利用到潜价值，只有利用市场行为。可是换句话来说，是我想卖吗，是他们要走，这就是市场规则。可能有人认为，卖人是辽足运转的手段，但是我至少是在合理地利用这个足球圈内的规则，这就像罗比尼奥转会皇马就要付出天文数字的欧元一样，罗比尼奥自己要走谁拦得住，皇马要马谁拦得住。这就是职业足球的规则，但是中国足球现在运用的这种背后隐藏的潜价值却只是中国特色的规律。我不知道，这一条规律还能适用多久。”曹国俊最后的一席话果然有些哲学的味道。
九年，他只有1999
曾经扬言要“贷款一个亿”拯救辽宁队的曹国俊,从触碰足球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便与跌宕、深沉联系到了一起。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曹国俊已经萌生了不再继续玩中国足球的念头，多年与辽足的风雨同舟,让这位年纪不大的黑龙江人有了自己对中国足球的理解。
1995年12月，曹国俊从辽足赞助商远东集团手里接过当时的辽宁队，但他并没有像这些年“力帆收购红塔”、“金德收购海狮”那样投入收购款。由于当时的球员都是由辽宁省体院一手培养出来的，省体院带有政府色彩，也无权出售辽宁队这些球员，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成立了股份制俱乐部，曹国俊投入了70%的股本金，省体院以球队作为无形资产占有20%的股份，其他几家小股东合占10%，但后来那些小股东都先后退出，辽足的工资、奖金就都由曹国俊负责了。
1995年辽宁队降级，球迷在球场打着标语“等着你回来”——两年，两年辽足都没有重返甲A，第三年，1998年，辽足走了，去了抚顺。2002年，辽足的北漂让曹国俊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但他仍把球队带到了北京，2003年4月曹国俊对外宣布辽足被冠以“北京三元”的名字，2003年下半年，辽足又在崔大林的召唤下回归了辽宁。但是，此时的曹国俊已经身心俱疲，最终他选择了离开。他身后留下的最辉煌的历史，是1999年辽小虎的联赛亚军、超霸杯冠军。
“力帆可以卖摩托、华晨可以卖汽车、实德金德可以卖铝材，甚至连吉利都可以卖汽车。我呢，我卖什么？我让辽宁的老百姓到北京买房子？我的房地产主要在北京，所以我的市场不可能面向辽宁。”多少年后，曹国俊依旧这样分析。
其实精明的曹国俊不是没有向组织靠拢过，但是没有成功。崔大林不可能给曹国俊带来地皮、也不可能带来其他诸如张曙光至今仍在苦苦追求的免税、返税等政策。不仅如此，曹国俊在辽宁银行贷款的每一分利息都不能少。在这一点上，曾经有手下人替曹国俊不平，看看××俱乐部，花的根本就是银行的钱，我们啥时候有这待遇。
后来，曹国俊自己也看透了。“省里不可能扶持你一个足球俱乐部，因为这里不止你一家球队，因为还有那么多下岗工人等着支持呢。”于是，曹国俊后来慢慢揣摩出一个道理，职业足球已经不能依托在一个省里，必须有自己的城市作为依托，这才能从中挖掘到背后的潜价值。于是，2002年底曹国俊把球队带到了他房地产的主战场北京。
他没利用上潜价值
却充分利用市场规则
如果辽足现在依然在北京打主场，我现在肯定还在这个圈子里，这是毫无疑问的。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假设，曹国俊十分干脆地回答。
曹国俊认为，2002年自己将辽宁队拉到了北京，实际已经开始打下一片市场，开始利用足球的潜在价值。在辽宁，不要说企业接手辽宁队，连冠名费都已经掏不出来了，你指望不上政府、指望不上地方企业，没办法如果想要继续开发辽足身上的潜价值，我只有远走他乡。我只知道，在辽宁队主场来了北京之后，北京市政府非常配合、北京市企业非常有热情，我想他们看中辽足的是与北京国安一样的内在价值。
可是，让曹国俊彻底感到寒心的是当自己终于把辽足拉到了北京的时候，组织上的一句话让辽足无条件地返回了故土，留给曹国俊的只有赔款。“如果没有那一大堆赔款，可能国俊最后还能把辽足卖点钱，实际最后基本就是等于卸下这个大包袱。”一位曹国俊身边的密切人士如是说。
当年留住曹国俊的崔大林又把辽宁队从北京拉了回来，可是在拉回来之后，崔大林这位辽宁体育史最优秀的掌门离开了成名之地，独自前往了京城。“连崔局都走了，我就没有什么必要再硬撑下去了，事情基本也已经差不多了。好在我没让辽足折在我手里，我至少还留给他们一个甲A，还有李金羽(转会费归张海)、肇俊哲、王亮等一大批球员。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辽足一切都没有了会是一个什么景象。”曹国俊说这番话时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有人说，在辽宁，可能谁也甭想像实德、金德利用好足球的潜价值，这是特定的背景决定。但是曹国俊却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辽足自身的表面价值。辽宁队与其他球队相比惟一不缺少的就是人才。于是，曹国俊可以卖人。正因为如此，经营辽足数载，曹国俊也因此背上了“卖人”的骂名。
“我认为卖人是市场行为，我没有利用到潜价值，只有利用市场行为。可是换句话来说，是我想卖吗，是他们要走，这就是市场规则。可能有人认为，卖人是辽足运转的手段，但是我至少是在合理地利用这个足球圈内的规则，这就像罗比尼奥转会皇马就要付出天文数字的欧元一样，罗比尼奥自己要走谁拦得住，皇马要马谁拦得住。这就是职业足球的规则，但是中国足球现在运用的这种背后隐藏的潜价值却只是中国特色的规律。我不知道，这一条规律还能适用多久。”曹国俊最后的一席话果然有些哲学的味道。
九年，他只有1999
曾经扬言要“贷款一个亿”拯救辽宁队的曹国俊,从触碰足球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便与跌宕、深沉联系到了一起。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曹国俊已经萌生了不再继续玩中国足球的念头，多年与辽足的风雨同舟,让这位年纪不大的黑龙江人有了自己对中国足球的理解。
1995年12月，曹国俊从辽足赞助商远东集团手里接过当时的辽宁队，但他并没有像这些年“力帆收购红塔”、“金德收购海狮”那样投入收购款。由于当时的球员都是由辽宁省体院一手培养出来的，省体院带有政府色彩，也无权出售辽宁队这些球员，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成立了股份制俱乐部，曹国俊投入了70%的股本金，省体院以球队作为无形资产占有20%的股份，其他几家小股东合占10%，但后来那些小股东都先后退出，辽足的工资、奖金就都由曹国俊负责了。
1995年辽宁队降级，球迷在球场打着标语“等着你回来”——两年，两年辽足都没有重返甲A，第三年，1998年，辽足走了，去了抚顺。2002年，辽足的北漂让曹国俊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但他仍把球队带到了北京，2003年4月曹国俊对外宣布辽足被冠以“北京三元”的名字，2003年下半年，辽足又在崔大林的召唤下回归了辽宁。但是，此时的曹国俊已经身心俱疲，最终他选择了离开。他身后留下的最辉煌的历史，是1999年辽小虎的联赛亚军、超霸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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